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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过去几百年政府专注于维持小自耕农的体系，施政的要点又重在管教而不在发展带服务性的事业，甚至视提高生活程度为畏途(因为它带来一种繁复的社会现象，不容易为一元化的官僚集团操纵)。那么，其结果只有制造一个庞大的人口，追逐于有限度的资源，仍然缺乏可变性。

　　在今日中国，私人资本在公众生活之中，发挥极大的作用，负债经营是一个紧要的关键。今日之经济愈全球化，中国已融和于世界潮流，与西方文化汇合。这一切与我所说历史上之长期的合理性相呼应。

　　我学中国史，自明朝开始；要是只追随个人兴趣的话，我很想和各位思量为何当日郑和不能绕过好望角，在同一世纪，大西洋国则能。在我学历史的过程中，我也经过一段时期，和英国汉学家李约瑟博士(Joseph Needham)很接近。他有一种想法：郑和可能已经绕过，只是当时的季候风把他吹到大西洋的深海中，他见不到陆地，只好东返，因此也不知有好望角。然则这完全是他的推测之词。我虽对李博士十分景仰，却不愿和他一样，让葡萄牙除了澳门之外，连Dias与da Gama 航海探险的功绩与荣誉也一并交给中国。

　　让我提到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李博士纵对中国有某种偏爱，他不能否认在一四五O年之后中国较欧洲为落后。为什么如此？我们都认为资本主义之兴起与中国之不能效法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但是什么是资本主义？这就成为一个麻烦的问题了。不仅言人人殊，而且以一个国家的经验写来的报道不一定和其他国家的情景符合；过去的情景也可能与今日的状况有距离。一般通病，在于写报道的人受意识形态的支配。

　　有了李约瑟博士的导引，我曾花了一段长时间考量这问题：什么是资本主义？因为如此，过去我来过欧洲六次，我和我的家庭也受过相当的磨折。最近三十年来，我的工作与著述，也无不与这问题有关。今天我来报告一点心得，与这次开会的大标题相符合。同时最近这两个国家——葡萄牙和中国，大西洋国和Middle Kingdom——都在经济改革和产业私有化的过程之中，我希望我的报告为应景。

　　首先我必须指出在二十世纪末期，用阶级斗争或新教伦理概括资本主义已过时。从今日的眼光看来，同时也能包括历史上的事迹，资本主义最显著的特色为负债经营，亦即deficit financing。

　　可是各位想到负债经营造成体系，要使政府发公债，大公司卖股票，工人上工，立即用还没有到手的工资作担保去买汽车用作上班的交通工具，学生利用借款上学，旅行时用信用卡，而且人人如此，造成风气，社会视作当然，法律上行得通。换言之，私人资本在公众生活中发挥最大的作用，那就不是十分容易了。

　　因为如此，英国历史学家George N.Clark 认为资本主义即是现代经济。

　　但是现代经济有全面性，金融的展开务必透过任何部门，一有都有。从政府到民间，从生产到消费，从批发到零售，从物资到服务性质的事业，都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于是全国的经济因素构成一个大罗网，也如液体封闭于油管之内，保持一定的压力，以致资金广泛的流通，经理人才不分畛域的利用，逐渐与所有权分离，技术上的支持因素——如交通、通讯、保险和律师的服务——都能全盘活用，彼此支持。

　　说到这里，我要承认马克思所谓初期存积资本，用掠夺、贩卖人口等方式行之，确曾在历史上发生，但是今日看来，这不能认作资本主义的共通性格。韦伯的新教伦理，也在某些场合上有它的用场：有些国家，发现了有关经济上的事，不用外在的纪律为主，而用内在的良心为主，可能达到某种突破。但是这也是特殊情形。威尼斯可算世界上资本主义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它就没有经过这样一种阶段。

　　我们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而不被意识形态把持，则负债经营是资本主义的不二法门。从一六九四年英伦银行的成立到今日中国之申请加入WTO，都出于这原则。它的特点，不在剥削，而在以紧凑的组织，高度的引用科技。前剑桥经济教授Joan Robinson说资本主义在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后出现了一段新生命，即是针对这种积极性格着眼。她引用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里面说的，私人资本经过高度竞争，利润下跌，于是全民受惠。

　　中国因为防洪、救灾和对付北方游牧民族大规模内犯，在公元之前即采取了一种特殊体制：政府培植了数以百万计的小自耕农，而由中央政府向他们直接抽税，以作动员的准备。这种体制，规模大；外面看来冠冕堂皇，实际组织结构简单，可变性小，因此质量脆弱。我最近将中国自明朝始的财政税收数字和英国的一段作比较，即发现中国在全明朝，经过英国 Tudors和Stuarts之一部，还能在纯数目字上占先。及至英国经过光荣革命，公私都采用负债经营的办法，中国方始落后。十八世纪之始，英国人口才六百万，其国费已与人口一亿五千万之中国相近。以后更使中国望尘莫及。

　　因为这篇报告以高度紧压的方式写成，我除了下面举有实例之外，先只能简概的说。因为在现代交通通信工具出现之前，庞大的文官组织只能按部就班，一切依赖成规，以一个简单的数目公式囊括全部体系，最怕变数。如果一个官僚想要提出新方式，往往只在文官体系之中造出分裂现象；尤其是财政数字，一般无法核实，所以一个技术问题，经常经过争辩，演变而为道德问题。改革者也难避免搅乱体系的坏结果。在我中文的著作中，我曾提出很多实例，如汉代的桑弘羊，唐代的韦坚、刘晏，宋代的王安石，元朝的阿合马、桑哥、卢世荣，和明代的张居正。他们都想提出新方案，扩大国家财政税收数字，没有一个遇到好结果。

　　当中以王安石的例子最容易使我们了解传统中国不能在西方力量进入之前力图改革的一大主因。

　　王安石是公元十一世纪的大政治家，他得到了皇帝的信用，于一O七O年任为同平章事，即有如今日之首相。他的改革计划出于一个包束：首先全国土地，以东西和南北各一千尺为一方，方内土地按肥瘠分为五等抽税，以作新税收的基础。所谓青苗钱即是一种农村贷款，春散秋收，取利百分之二十，在当日并不为过。市易法将政府多余的物资放商人，买卖生利。免役法令民间向政府亲身服役的义务一律改付代金，由政府另雇替身。初看起来，他的计划可谓将财政税收片面的商业化，也和我们所说的负债经营相符合。他自谓他的计划实现时，可以“不加税而国用自足”。亦即民间经济经过一段刺激，交易的数次频繁，幅度升高；向他们收税，不用提高税率，只要以原有税率加诸增进的幅度之上，即可达到加税的目的。

　　因为王安石远在中世纪即能提出近代的经济原则，他成为了不少学者思考的对象。

　　可是学者们最容易犯的毛病乃是忘记了我开始提及的现代经济之全面性。很多关于王安石的著作，在检讨他失败的原因时，根据当日改革使文官体系分裂的情形，以意识形态为主，将赞成的和反对的两派分析为前进的和保守的分子，正有如传统作家称两派为君子和小人，以评者本身态度主观的写出。

　　问题是，现代经济之有全面性，有如液体封闭于油管，能够保持固定的压力，乃是基于许多技术条件的支持，有如：交通通讯的设备能使统计确实，货币制度之健全能使广泛的交易可能，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足以保障各种交易确为公平而自由，而且社会的基层组织已经成熟，内中各种成分须要交换，是为常态。法律之能通行.全靠社会力量的强迫性(social compulsion)。如果以上的条件具备，执行不难。否则新立法与社会条件发生距离或甚至相背驰，则难见效，甚可成为具文。

　　我们引用以上的眼光检阅王安石改革的成果，即可相信当日反对派提出的指责虽然可能夸大，但不是没有根据。他们指出国都开封府附近的“方田”，因为不能克服技术上的困难，同时又要交纳当年的赋税，只能“随方随止”，以至二十年还未完成。青苗钱贷款于民，不能以个别农户为对象，而是编排于一村一镇，也不问个别的农户是否愿借，而是一律摊派，还款时集体负责，并以“大户”为每一单位的担保。所贷款原出自预备赈荒的储备金，有些县份的预备金早已亏欠，这时候被派缴纳青苗钱的利息，以致并未贷款于民，仍然将所谓利息编为一种正赋之外的附加追缴。免役法则是强迫无钱的农户出钱，显示着金融经济尚未在城市里打开，先要在乡村里强迫实施。市易法则找不到适当的商人愿和政府打交道，只能由官员亲自出马，在市场买卖各物。凡他们贩卖某种物品，那物品就昂贵。

　　这种种指责暴露着后面的社会状态：中国的农民占地过小，也无力担负繁复的诉讼费用；官僚对付他们的办法，只能把他们看作集体的族群，以刑法作张本，民法始终未能展开。如此政府本身以开明专制为标榜，多时只能在修辞学上用功夫，而不及逻辑之完整。因其如此，真理总是按着威权，由上至下。这种体制，本身缺乏应变的能力，就无力支持王安石的方案。王之目的，将要使国家的制度长久的置于发育成长的过程中，并且让政府官员与一般商人平等互惠的做生意，必先使他们在法律上立于平等的地位。以上种种也可谓之为传统中国之悲剧：政治上的初期早熟，在纸张尚未发明之前即先造成了一种高度中央集权的体系，以后因着恐怕分裂，一意维持这体系，始终不能使地方性和专业性的因素发育成长，以致一旦被西方赶上，各种弱点同时暴露。

　　王安石总算得其天年而终，可是他的“新政”被推行又被放弃，如是好几次，至北宋灭亡为止。千百年后，还有历史学家认为他应当对宋代的覆亡负责。

　　北宋之后又有南宋，中国被Khitan之辽、Jurchen之金和蒙古相继侵入，这当中当然有很多复杂的因素。可是从财政税收的角度来看，北方的少数民族动员简单，补给线短，不受官僚作风的羁绊，他们所主持的法制全部可行，是以往往能以之击败中原的多数民族。可是也难能令人相信，他们入主中原之后，也都通通模仿着中原体制，也都爱慕社会生活的繁复状态，开始憧憬于扩张性的财政税收。这时期也值纸币通行，这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朝代无不因通货膨胀而亡国。彭信威是中国货币史专家，他说中国人民受恶性通货膨胀之害，世无其匹，重点在指这一阶段。

　　一三六八年朱元璋——即洪武帝——建立了明朝，他对扩张性的财政特别存戒心。(虽然他也滥发纸币，这对全朝代的影响不深。）他对当日财政税收之设计，可谓一意复古，有如会计单位：宋朝已用铜钱支俸，他又恢复为谷米之石。王安石以来的出钱代役，他又恢复为现身服役。明朝各种税收的幅度，都有一定的限制，由户部刻石刊载。朱元璋又设计一种奇怪的补给制度：

　　即是不设中央银柜，而指定某税收单位将一定的谷物按时交纳于某需要开销的单位。户部只监视这种侧面的收授，本身不参与执行，从此全国盖满了重叠的而相互来往的补给线：一个开销机构可能收到十余个供应机构的支持，同时一个供应机构也可能受命供应十多个开销机构。政府不复注重增进本身各种带服务性质之事业的能力，及于交通、通信、银行和民法之仲裁。当然也无意鼓励民间向这诸方面发展，去开拓各种后勤能力。影响所及，资本的来源与出路同受限制。

　　如果王安石的新法是超过时代，则朱元璋的复古不仅将钟表后推，而且将中国的中古时代延长了好几百年。我用了长时间的研究，即可以简单的指出他儿子朱棣（永乐帝，在位于一四O二至一四二四年）的大量使用财物并没有改变他的财政设计，即是十六世纪中国全面用银，也仍然没有在制度上改变了洪武帝的立法精神。梁方仲是研究十六世纪中国赋税用银的权威，他即指出：后面的立法，仍然是“洪武型”。

　　而且一四年后，清朝代替了明朝，朱元璋的财政设计依然存在。户部仍然不是执行机构，国家仍然没有中央银柜，此来彼往的补给线依然存在。只是以前的谷物交替，现在已改用银两；最分散的收授，已较为集中罢了。一八四O年战争发生以后，道光帝命他的侄子奕经去反攻宁波，军费不能整批支付，而是要在不同的地方，设立四个不同的银库，去接收各地零星押运来的款项。一八九四年的黄海战役，李鸿章的北洋舰队接受好几个省份的津贴，李却没有权力干预各省的财政。

　　我们在检讨以前的中国时，务必大刀阔斧的承认现实：问题不是一个正常的组织当中发生了脱节的情事；而是健全而正常的组织并不存在，出来应付局面的机构至少要比它想解决的问题落后两三百年。

　　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农村编成的大组合，也仍然缺乏民法的支持。它之无力筹集款项作大规模的突破不说，即是现有收入也只用于维持这大组合的日常生活，不及其他。

　　各位不难想及：过去几百年政府专注于维持小自耕农的体系，施政的要点又重在管教而不在发展带服务性的事业，甚至视提高生活程度为畏途(因为它带来一种繁复的社会现象，不容易为一元化的官僚集团操纵)。那么，其结果只有制造一个庞大的人口，追逐于有限度的资源，仍然缺乏可变性。

　　概括中国为“一穷二白”，也无非对几百年来缺乏突破的一种指责：唯其以庞大的人口追求于有限度的资源则“穷”，缺乏可变性，不能容受多面目和多色彩的社会现象则为“白”。

　　在这情形下，治外法权应时而生。当我年轻时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对治外法权非常痛恨。当日没有想到的是，我们社会条件不具备对外贸易的法治体系，而在炮舰政策之下，闭关自守已不复可能，将外方的法律在隔断的地区施行，成为了唯一出路。

　　以后我有机会读及英国史，才知道当英国尚在保持农业体制的时候，意大利人前往伦敦经商，他们也保持着治外法权。

　　不论如何，中国在二十世纪受了内外绝大的压力，开始作全面的改变。事后看来：其改革范围之大与程度之深都在人类历史里无出其右。

　　一九一一年的革命使中国推翻了两千年来的皇权。这种皇权以昊天明命作标榜，具有宗教性格，并且与宗法社会互相呼应。它之被放弃，足见革命高潮，已不可遏止。次之传统的文官考试制度，不仅供给了朝廷的干部，而且由于他们事业的成功，成为各地乡绅，亦即上下之间的联系。这种制度也先于一九O五年停止；中国的小自耕农，则于一九五O年间的土地改革而消失，这也是传统当兵纳税的基础、社会的基层组织。

　　这样看来，我们所谓传统中国，从上至下已荡然无存，当中经过也可能接受各种不同的解释。

　　可是衔接着上述中国与西方各国之差距，我不能相信这种改变完全出于感情上的激动。在马克思看来，共产社会超过资本主义体制，是人类组织的最尖端。《宣言》里，他和恩格斯并未提出一个待开发的国家可能直接进入共产社会。在《资本论》里面，他提及中国十次(也可认为九次，看你如何分段），七次之中，中国与印度并列，只同属于殖民地。其他各次，也只着重中国之落后，有如一般工资之低，将使其他国家的工资拖低等等。

　　但是中国纵不属于马克思的共产社会，过去的一段，却可称为“战时”(Wartime Communism)。

　　情形是这样的：上面说道，资本主义之成为一种高效率的组织，乃因它将全国的经济因素囊括在内，都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在这大前提之下，资金广泛的流通，经理人才不分畛域的利用，技术上的支持因素如交通通信律师业务等等全盘活用。战时行时，这三个条件统可由政府强制接收包办。首先资金国有，其分配纯依计划经济的打算，经营之中可以完全不顾物价。经理人员则不许自行就业，一律由上级调派。技术因素内律师业务可以全部省去，所有政府提派统为合法。也能不用保险事业，经营如有亏损，即由全民吸收承受。其他交通、通讯等，统只顾及国营企业的需要。

　　换言之，战时也重交换，却放弃了公平而自由的宗旨；必使经济体系之中，私人部分，无形地消灭。其国家企业，一盘粗线条，大规模。有如前苏联的经营，以五十万英亩的集体农场和大水电站为骨干。如此的规划，务必使民间与外界的交往隔绝，构成战时气氛，才能达到政府独占的目的。另一方面它承受着本身所发动之后果，必须将所掌握的技术能力，尽瘁于军需工业和有关的部门，才能强调本身存在的价值。这样虽平时亦具战时风格；惟其对内愈独断，对外也愈带侵略性。

　　中国之幸运，在于她原有工业的基础并不十分雄厚；用以去发展战时体制，已有限度。而且发展的时间较短。纵然，她今日仍在治理亏本的国营企业中遇到相当的困难。只是她在一九七二年后放弃了对外隔绝的姿态，又在一九八五年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扩大会议正式宣布迄至当日仍然继续着作大规模国际战争的准备业已放弃。至此战时，无论理论与事实，都已不能存在了。

　　这故事如何结束？以上提及的王安石、朱元璋、昊天明命、科举考试、小自耕农的体制，是否与我们今日历史上的立场毫不相干？

　　经济史学家熊彼德（Joseph Schumpeter)说，历史学家的任务，无非引用过去事迹，将今日的立场讲解得合理化。中国以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不可能在历史上来无影，去无踪。即是以上说及过去组织不合时代，这国家已付出至大的代价，重新改造。简概的说，自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二六年蒋介石兴师北伐，中国经过一段军阀混战的局面。一方面旧体制已经崩溃，新体制尚未登场的过渡期间，符合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说“所有的人与所有的人作战”之无秩序，另一方面也表示着新兴的地方武力，将在民族复兴期间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现在看来，蒋介石与在这过程中的贡献，是替新中国创造一个高层机构，包括统一的军令、征兵法、法币、税制和新教育制度。他趁着对日作战期间，得到机会，废除了不平等条约，使今后的中国能独立自主。

　　我想在座各位，一定有很多的人，一提及蒋介石，就忘不了人家给他贪污无能的批评。我自己在他军队里十年，起先为军校学生，以后为下级军官。我可以说，这种批评，很少例外，都有实据。在这些方面，我不能也无意替他辩护。

　　可是各位不要忘记：事实上的真实性不一定就是历史上的真实性。提及蒋介石我们不能忘却前面讲的中国社会只是无数农村的一大组合，一穷二白，缺乏民法的支持，比外界赋予的问题要落后两三百年。不仅各位在外很难体会这种历史的真实性，即是我们在内也可能视而不见。我还记着我们在军官学校的时候，钢盔涂油，阅兵时戴白色手套，脑袋里满腔新式战术，及至下部队发现我们的士兵半像乞丐，半像土匪。我们不仅不用新式教育去感化他们，还随着他们去吃狗肉，讲粗话，对老百姓心狠，如此才有传统的英雄好汉性格。

　　这样看来，蒋介石的高层机构仓促的敷设于残余的旧社会之上，基层脆弱，怪不得有无数不能对头的地方了。

　　传统的土地税，收入过于短少，只能供地方政府的开销，还谈不上服务性质的事业。北伐之前，蒋之军费，一部得自公卖，由商人承包。占领南京之后，因为收回关税自主权，得以稍微的舒畅。可是至一九三六年，亦即对日抗战之前夕，整个国家的预算，还只有十二亿元。以当日三比一的汇率计，实值美金四亿元，不及今日一个小公司的出入数。虽有当时购买力之不同，以这数目去维持海陆空军，兴办教育，支持建设，必至捉襟见肘。各位不要忘记，蒋之区划，我们称之为新中国的高层机构，概为传统体制所无。而且抗战军兴，海岸立即为敌方封锁，所有关税收入又全部失去。

　　一九九一年，我得到台湾《》的支助，获得一部分的文件，包括片段蒋之日记。将这批资料参对美国公私的报道、日本和的文件、蒋之对头及部下的纪录一并阅读，并且证之以我个人作下级军官的人身经验，我得到的结论则是：蒋以合法与不合法的手段，道德及非道德的方式，将他自己与各方的关系牵扯拖拉到极大的限度，以补助组织制度之不足。在他自己看来，这是一种人身上的牺牲。

　　只举出几个简单的例子：抗战后期，中国军队还称全员三百万，实际只有步枪一百万枝；每月兵工厂用来造轻兵器子弹的原料三百吨，还靠美国飞机空运输入，制成子弹，平均每兵分得四发，机关枪所用在内。我当少尉排长时，月薪四十二元，通货膨胀已达十倍以上，已去无给制不远。这时候高山上的土匪出资收买我们的逃兵带去的轻机关枪，每挺七千元，是我们一个上等兵四十年的薪饷。我们按征兵法抽来的壮丁，通常千里行军到达各部队，路上无休息医药卫生的设备，经常只有十分之一的人数到达驻地。

　　中国的抗战，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完成。虽然没有凭己力将日本打败，最低限度已将强敌拖垮。好坏不说，一个的官员贪污无能，必有十个尽力牺牲。在实证主义(positivism)的立场上讲，我不能抹杀他们对新中国的贡献。自他们造成一个高层机构之后，中国即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没有这段预备工作，是不可能独自完成以后的千秋大业。

　　新中国全部旅程不悖于历史上长期之合理性，同样的，毛及的贡献，则是造成一种新的低层组织。在改造期间，他们有意的不用高层机构，整个的避免都市文化，以干部开会讨论代替官僚组织，军队则以无线电联络，并且以迭次的整肃和斗争获得立法的功效。这种种行动不是我们所能赞扬或提倡的，只是事后看来，经过土地改革，他们确能重新造起新社会，与旧社会相当的绝缘。只有想到如果没有这场改造，今日中国可能承受的后果，才使我们重视它之积极性格。同样的，我们不能因为对少数过激的人之反感而忽视内数以万千计的青年男女对中国的贡献。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情形之下，无代价的工作几十年，才能使中国进入今日的局面。

　　土地改革的过程中，最初的公平主义已在实用的场合上逐渐被放弃，代之而为土地最有效的使用，今日的承包到户，使千百亩的耕作地在私人经理的情形下，带竞争性的发挥最大功效，也仍是继续接受实证主义的后果。

　　让我再提出一个例子，说明蒋介石、和人身上或者是对头，他们所领导的群众运动，却能前后连贯。既有新的高层机构，又有新辟的基层组织，则必须注人上下之间的联系，才能构成永久体制。于是“摸石头过河”——也仍是实证主义——应之而起。一九八O至一九九O年间北京方面各种立法工作相继展开，有如公司法、劳动法、保险法、对外贸易法和国家赔偿法都在这期间出现。难道过去这类法律全不存在？

　　据我所知，类似的法律，确是有的。国民政府在南京的时代，就通过了很多类似的法律。只是缺乏社会的强迫性在后支持，也就是十八世纪的社会无从施行二十世纪的法律，它们只有成为具文而被遗忘了。今日的法律与以往不同，则是它们已能渐进的通行。

　　我在此一再提及实证主义，也可以说是因袭于黑格尔所说，在一种广大的群众运动之中，虽领导人物不能完全明了它的实际意义。只有事隔几十年，有了多余的历史之纵深，才能使人了解它在组织上所起的作用。

　　我所谓实例是这样的：中国对日战争期间，被驱入内地，迄至一九三九年各省的产钢量总共只有一千二百吨（那只能架一座小桥）。以后经过资源委员会的惨淡经营，至抗战后期的一九四四年，也还只有一万吨。现今在一九九O年代，则早已超过年产一亿吨。这也就是说，现今每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二十四小时，任何一小时的产钢量即已超过一九四四年在内地的全年产量。没有如此的成就，中国决不可能吸收如是许多的外资，作今日改革开放的基础。这种成效不可能只是由于一人一时一党一事的力量所可左右。

　　至此我们可以断言：中国虽然经过战时及“”的阶段，全部旅程，依然不悖于历史上长期之合理性。

　　所以综合以上的观察，在今日中国，私人资本在公众生活之中，发挥极大的作用，负债经营是一个紧要的关键。很多重要企业，尚且在国外积股。马克思追溯历史上国际资本之源流时，曾在《资本论》之卷一指出这种资本实由威尼斯输至荷兰，再至英国而流入美国。如此看来，今日之经济愈全球化，中国已融和于世界潮流，与西方文化汇合。这一切也仍与我所说历史上之长期的合理性相呼应。

　　在二十世纪的末叶，社会主义已是任何的开明之资本主义的体系所必需。今日去《宣言》已一百五十年，资本主义能够依然存在，主要由于它能纠正自己的错误，补救本身缺陷。比如说，《宣言》里面所主张的废止童工，施行累进税制，提倡义务教育，和由政府管制信用等在当日看来都有社会主义性格的措施，今日已为资本主义体制内之家常便饭。美国可算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她预算内最大的支出项目则为社会福利性质的开销，及于养老金、退休金和资助贫苦人众的医疗等等。

　　此中精义则是我们以今日眼光，从技术的角度，而不以意识形态为主看资本主义，它不一定要与社会主义冲突。只要私人资本能在公众生活中发挥最大功能，社会主义与战时不同，它甚有扶助的功效。前面已经隐约提及：中国之存集资本，经过全民几十年的节衣缩食，况且至今还要防止人口的过度膨胀，那么，“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足以用之勾销我所提出之中国业已实行负债经营的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