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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守护农村生态基底，提高农民生产生活质量，对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十四五”期间，我国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政策支撑体系持续完善，从国家层面的实施方案到地方特色配套细则逐步健全；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农村厕所革命、生活污水垃圾治理、村容村貌提升等重点任务扎实推进；产业融合步伐加快，生态农业、乡村旅游、农产品加工等业态深度融合；基层治理能力稳步提高，村民参与机制不断健全，自治能力增强。然而，目前美丽乡村建设仍面临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突出、产业融合深度不足、数字技术赋能不足、治理体系尚未健全、生态环境压力持续等挑战。“十五五”时期是巩固“十四五”成果、为到2035年美丽乡村基本建成奠定基础的关键阶段，需锚定区域均衡、产业提质、数字赋能、治理增效、生态稳固的阶段性目标，重点从强化顶层制度设计，健全法律和政策制度体系；开拓市场渠道，搭建村企产销对接平台；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拓宽农业投融资渠道；重视研发与技术落地，加大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和引进；完善监管考核体系，建立动态监测与长效评估机制等方面发力。

　　美丽乡村建设既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生动实践，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党的十九大将乡村振兴上升为国家战略，通过实施整治行动，乡村面貌实现从普遍“脏乱差”到基本洁净有序的蜕变。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1]，为处理城乡关系、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指明了方向。“十四五”时期，乡村振兴战略迈入了系统性深化与质效并重的关键阶段，国家层面强化顶层设计与战略引导，逐步建立起多层次、多领域协同的政策支持体系，深入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持续优化资源要素配置。总体来看，美丽乡村建设不再局限于单一的环境整治或基础设施改造提升，而是更加注重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的协调发展，推动人居环境和乡村风貌整体改善，促进乡村产业融合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实现乡村由表及里、形神兼备的全面提升。

　　虽然当前美丽乡村建设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区域发展不协调、产业融合深度不够、数字技术赋能不足、治理体系尚未健全、生态环境压力持续等方面的深层次矛盾，亟待解决。在区域发展方面，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仍有较大差距，中西部地区发展处于从“基础补齐”向“提质升级”转型的关键期；在产业融合方面，多数乡村产业局限于初级加工环节，产业链延伸不足且品牌化建设滞后；在数字赋能方面，农村网络基础设施覆盖不均，制约了智慧农业、数字治理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在治理体系方面，部分村庄长效管护机制缺位，村民参与的主体性不足；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农业面源污染的控制、黑臭水体的治理仍需攻坚。

　　在“十四五”即将收官，“十五五”即将开启的重要历史节点，系统总结打造美丽乡村的成效与挑战，科学谋划“十五五”时期美丽乡村建设的目标与路径，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本文旨在系统分析“十四五”时期美丽乡村建设的成效与挑战，为国家层面制定“十五五”时期美丽乡村建设的目标与实现路径提供理论参考，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政策建议。

　　“十四五”规划实施以来，我国美丽乡村建设步入新发展阶段，在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提升和产业融合发展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乡村面貌焕然一新，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在这一进程中，如何巩固现有建设成果、破解深层次矛盾、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仍是一项重要课题。认清这些进展与挑战，对于精准把握“十五五”期间的工作方向至关重要。

　　我国美丽乡村建设在系统性政策引领与全方位实践探索中取得显著成效，初步形成了生态环境优美、产业活力迸发、治理有序推进的可持续发展新格局。通过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相结合，农村人居环境实现从局部整治到全域提升的转变，产业融合呈现从单一农业到多元业态的跨越，治理模式经历从传统管理到现代善治的演进。各项成就不仅体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深化实践，更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是政策体系日益完善。“十四五”期间，中央连续出台多项政策文件，以鲜明的生态导向和系统的治理观念推进美丽乡村建设[2]。2021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年）》提出，以农村厕所革命、生活污水垃圾治理、村容村貌提升为重点，巩固拓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成果，全面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提供有力支撑[3]。2022年，《“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发布，强调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推进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实现资源利用更加高效、产地环境更加清洁、生态系统更加稳定，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体举措包括推进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保护修复农村生态系统等[4]。2025年发布的《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从构建美丽乡村格局、全面改善农村生态环境质量、大力推进农业绿色低碳发展、持续提升农村幸福宜居品质、强化组织保障[5]等方面统筹指导美丽乡村建设，确保建成山清水秀、天蓝地绿、村美人和的美丽乡村。

　　在中央政策的指引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细化落实，形成了一批具有地域特色的实践模式。北京市启动实施“百村示范、千村振兴”工程，明确分类推进村庄建设；安徽省制定美丽乡村“441”建设目标，即建设4000个左右美丽乡村中心村、40000个左右美丽宜居自然村庄，提升1000个左右乡镇政府驻地建成区建设水平，服务功能向周边村庄延伸；浙江省坚持和深化新时代“千万工程”，聚焦数字化赋能乡村治理，推进未来乡村建设。

　　二是人居环境显著改善。通过实施厕所革命、生活垃圾治理、污水治理等工程，我国农村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改善。2024年，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75%左右，生活垃圾进行收运处理的行政村比例稳定保持在90%以上。[6]各地采取的具体措施为全国推进人居环境改善工作提供了参考借鉴。

　　在推进厕所革命方面，湖北省鄂州市梁子湖区采取“示范引领、整村推进”策略；湖北省鄂州市临空经济区坚持因地制宜，根据城郊村、集中村落、人口密集村等不同类型村庄的实际特点，实施差异化政策措施。截至2025年4月，湖北省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超过90%[7]。

　　在生活垃圾治理方面，各地积极推广“智慧分投”、市场化运营等多种模式，通过建立健全垃圾治理收费机制，强化主体责任，持续探索垃圾分类处理和市场化运营的有效路径。

　　在污水治理方面，各地黑臭水体治理效果显著。重庆市通过建立“一水一策”问题清单，于2025年上半年动态清零305万平方米农村黑臭水体，惠及82.2万名群众[8]。这些创新实践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宝贵经验，推动了全国村容村貌整体提升。

　　三是产业融合成效显现。“十四五”期间，我国农村产业融合取得一定进展，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业态蓬勃发展，成为推动农业全产业链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

　　农文旅融合模式有效激活了乡村资源，形成多元发展路径。例如，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乌木镇乌木村依托“农业+文旅+康养”融合发展模式，整合19个建设项目，打造省级样板村。2024年，乌木村等被纳入乡村运营改革实验田，通过“国企+村集体+市场主体”模式组建运营公司，打造乡村新场景、新业态[9]。

　　电商赋能乡村振兴初见进展。以2025年全国农村电商“领跑县”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为例，2024年，该县电商交易额突破320亿元，较2013年增长15倍[10]，通过电商、产业、物流协同发展模式，有效带动村民增收。云南省临沧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则通过文旅和电商结合的模式，激发乡村经济活力，如通过开发生态旅游项目，增加当地人气；开展直播带货，有效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题。

　　此外，数字技术逐步覆盖农业生产各环节。例如，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谢塘镇“千亩梨园”利用数字化技术重构植物生长场景，实现产业链延伸。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建成电子商务服务中心，培育本地推荐官团队，打造特色品牌产品，并依托冷链物流技术压缩农特产品运抵时间，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农户增收。

　　这些实践表明，产业融合不仅延伸了产业链条，加强了城乡要素流动，还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四是治理能力稳步提升。“十四五”期间，我国乡村建设在治理体系和治理模式方面持续优化，有效提升了基层治理效能。

　　以党建引领为核心的多元协同治理体系日趋完善。基层党组织通过强化政治引领与组织凝聚作用，系统整合治理资源，优化干部队伍配置，推动治理服务向基层网格下沉，构建覆盖全域的精细化治理网络。

　　同时，通过健全监督机制与规范权力运行，为乡村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治理模式得到全面推广。农村基层自治能力不断增强，村民议事协商机制不断完善，村规民约实现动态优化，群众通过制度化渠道参与村级事务决策与管理，自主治理能力有所提升；法治建设扎实推进，普法教育逐步实现常态化覆盖，法律顾问驻村制度与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协同发力，营造了依法治理的良好环境；德治建设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为载体、积分制为抓手，有效促进乡风文明建设。“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显著提升了农村基层组织的动员能力与公共服务效能，推动乡村治理从传统应对型向现代主动型转变，逐步形成了责任共担、协同有序的善治格局。

　　“十四五”时期，我国美丽乡村建设虽取得显著成效，但仍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融合深度不足、数字技术赋能水平不高、治理体系有待完善、生态环境压力尚未得到根本缓解的共性挑战。若这些挑战未能得到有效应对，将可能导致多方面后果：农民增收渠道变窄，阻碍共同富裕进程；就业机会减少，导致青壮年持续外流，加剧“乡村空心化”，削弱乡村发展活力；管护机制缺失，致使乡村设施加速老化；村民参与基层治理积极性不足，影响基层治理效能，削弱乡村凝聚力；乡村生态遭受破坏，导致农产品质量下降，制约绿色产业发展，动摇乡村可持续发展基础。

　　一是区域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当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东部地区建设水平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尽管区域间基尼系数呈下降趋势，但地区间差距仍是不平衡的主要来源[11]。

　　具体而言，资金与财政支持方面的区域差异尤为突出。部分东部地区的村庄年支出规模高于中西部地区一些乡镇的整体可用财力；部分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上级转移支付，但实际拨付至村级的资金相对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村级组织推动乡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在产业建设模式上，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因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不同而路径迥异。东部地区农村人口占比低、耕地规模有限，使其更早依托工业化与城镇化基础，探索集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等于一体的产业融合模式。而中西部农村地区农业人口占比更高，不仅承担着粮食生产任务，还面临着保障就业、稳定增收等多重挑战，财政支持和自我发展能力有限，产业转型难度大、试错空间小，新业态培育进程缓慢。

　　此外，东西部地区之间工业化与市场化进程的历史差距也进一步传导至农村。东部地区工业基础雄厚、市场化程度高，在技术、资金与人才等方面积累了丰富资源，能够有效带动农村产业提质增效，形成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良性循环。而中西部地区工业化起步相对较晚，农村工业基础薄弱，缺乏地方资金、关键技术及成熟市场主体的带动，在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处于明显弱势地位。

　　二是产业融合深度不足。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产业融合深度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5个方面。第一，产业联结机制普遍薄弱。许多地区的农产品加工企业与农户之间未能建立起紧密有效的利益联结机制，企业带动农户增收效果不明显，农户往往难以分享到二三产业的增值利润。第二，产业链条较短且附加值偏低。乡村产业多以传统种养业为主，农产品加工深度不足，在延伸精深加工链条、拓展农村电商、发展乡村休闲旅游等方面有待提升，这导致产业融合程度低，整体竞争力不强。第三，关键要素支撑存在短板。人才、技术、资金等要素匮乏，特别是精通农产品深加工技术、智慧农业技术的产业融合型人才短缺。同时，水电、交通、仓储物流等基础设施相对薄弱也制约了农产品的运输和销售。第四，对资源禀赋和外部支持的依赖性较强。缺乏特色农业资源禀赋的农村地区产业融合发展难度较大，部分地区过度依赖财政支持。第五，新兴业态持续涌现但尚未成熟。农业电子商务等新业态面临运营成本高、平台管理不规范等挑战，规模化、可持续的商业模式仍在探索之中。这些问题制约了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深度和广度，影响了美丽乡村建设内生动能的培育。

　　三是数字技术赋能不足。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数字技术赋能不足主要表现为其与农业农村经济的结合尚处于表层，未能渗透至农业产业链各环节并催生新业态。

　　首先，数字基础设施区域覆盖不均衡，尤其在偏远及欠发达农村地区[12]，网络传输性能较差、带宽受限、稳定性不足，难以满足智能农机远程操控、高清视频监控等对低延迟、高可靠性通信具有严格要求的数字化应用场景，从而限制了农业生产数据的实时采集与精准化管理。

　　其次，农民数字素养整体偏低。相关调查显示，农民群体的数字技能水平显著低于其他职业群体，其在智能灌溉控制、农业电商运营、农场数据管理等需较高操作能力的复杂数字化工具应用上存在明显困难。这导致许多先进数字技术仅停留于示范阶段，难以普及。

　　再次，农业信息技术的研发与产业实际需求脱节。虽然遥感监测、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在不断发展，但在农业生产智能决策、精深加工流程优化、供应链溯源管理等核心环节的集成应用深度不足，难以为经营主体提供高效可靠的决策支持，致使农业产业数字化渗透率远低于工业和服务业。

　　最后，数字资源整合管理不规范，农业数据平台分散、重复建设现象突出，跨部门、跨行业数据共享困难，加之缺乏统一信息管理标准，难以实现产业链协同和规模化数字应用。

　　四是治理体系尚未健全。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治理体系不健全主要表现为长效治理机制缺失、村民主体性发挥不足、治理机制碎片化以及“重硬件、轻软件”倾向明显。

　　首先，长效管护机制缺失。许多村庄在建设初期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提升，但由于缺乏稳定的后续运营经费、专业的维护团队和清晰的责任主体，致使公共设施、绿化景观、环境卫生等项目难以延续，建设成果难以巩固[13]。

　　其次，村民在治理中的主体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不少村民仍将美丽乡村建设视为政府事务，主动参与意识和内生动力不足；村规民约因缺乏积分激励、集体利益联结等有效机制而落地困难。

　　再次，治理机制碎片化。当前乡村治理缺乏系统性的整合与协同，不同部门之间的政策、资源与项目衔接不畅，监督机制、沟通渠道、信息共享与反馈回路均显不足。这不仅降低了乡村治理效能，也使得权力运行和权力监督存在模糊空间，影响了执行效率。

　　最后，“重硬件投入、轻软件建设”现象突出。一些地方更重视道路硬化、广场修建等“硬件设施”建设，却对培育文明乡风、提升村民素养、创新治理模式、培养本土人才等“软件工程”投入不足，使得乡村缺乏可持续治理能力。这些问题相互交织，制约了美丽乡村建设成效的巩固与提升。

　　五是生态环境压力尚未得到根本缓解。当前，美丽乡村建设仍面临生态环境挑战，农业面源污染问题日益凸显。化肥、农药的过量施用导致土壤酸化板结和水体富营养化的问题仍然普遍存在；农膜残留持续累积，将直接影响耕地质量和农产品安全。同时，农村生活污染治理能力不足，随意丢弃或简易焚烧生活垃圾、无序排放生活污水等现象依然存在，无害化处理率远低于城市水平；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不高，加剧了区域环境压力。在治理机制方面，生态补偿机制尚不健全，相关资金未被充分纳入财政重点支持范围，有些环保设施建成后缺乏运行维护的资金，社会资本因回报机制不明确而参与度低。在技术路径方面，往往简单套用城市高成本、集中式治理模式，缺乏适合农村分散化、差异化特点的经济适用型技术和集约化治理方案。在执法监管方面，基层环境监管与执法力量不足，覆盖范围有限，难以对环境污染行为进行全面监测和有效约束，尤其在污染溯源、责任认定和追究方面机制薄弱[14]。更深层次的矛盾在于，部分地区仍未彻底扭转“重发展、轻生态”“重建设、轻保护”的传统观念，缺乏对区域生态承载能力的科学评估和产业绿色发展的系统规划，发展方式尚未得到根本转型。此外，一些地区依赖运动式、阶段性的环境整治行动，未能建立长效机制，容易陷入“整治—反弹”的循环，制约了农村生态环境的根本改善。

　　研究谋划“十五五”时期美丽乡村建设的目标任务，对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能，夯实城乡融合与共同富裕基础，全面支撑国家现代化建设和美丽乡村愿景的实现，要系统施策，着力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融合深度不足等问题。由此，笔者将围绕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深化产业融合、促进农业绿色发展、提升数字服务能力、提高乡村治理能力、提升生态环境品质6个目标维度展开探讨，展望至2035年，美丽乡村基本建成[5]。

　　“十五五”时期，美丽乡村区域协调发展应遵循公平公正、科学统筹的原则，着力解决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农村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促进发展成果共享，有效缩小区域差距。

　　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应结合地区实际，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成功经验，坚持“问需于农”“问计于农”“问效于农”[5]，聚焦民生实事，系统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不断提升村民生活品质，努力建成一批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5]。

　　另一方面，依据《乡村振兴（和美乡村建设及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方向）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管理办法》等相关政策，中央财政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精准支持力度，实施差异化补助，强化对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资源倾斜，重点支持种养循环、农业产业链延伸、农文旅融合等关键领域，着力补齐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短板。同时，创新投融资机制，通过绿色信贷、专项产业基金等多渠道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村建设。

　　此外，各地应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探索特色化、差异化的发展道路。东部地区工业基础雄厚、经济实力较强，其美丽乡村建设模式并不完全适用于中西部地区。尤其对于中西部粮食主产区，应在坚决完成生产任务的前提下，科学把握开发与保护的平衡，探索具有民族特点、地域特征和乡土特色的美丽乡村建设模式与路径[15]，以高质量发展提升乡村振兴底色。

　　“十五五”时期，应以推动乡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为目标，通过延伸农业产业链、培育特色产业集群，持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缓解“乡村空心化”问题，并重点围绕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和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两大方向推进工作。

　　在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方面，可着力盘活闲置宅基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和闲置农房等资源[16]，整合涉农资金和项目，引导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入股、租赁、合作等模式与社会资本有效对接，进一步延伸产业链。

　　在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方面，可强化文化引领和数字赋能，重点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和活化利用。依托乡村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工坊、传统村落与乡村旅游、研学实践等业态深度融合，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旅游线路、沉浸式体验项目和乡土教育课程，打造一批具有鲜明地域标识和文化内涵的乡土品牌。同时，提升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效果和影响力，推动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相结合，提升文化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真正成为乡村产业提质增效的新动能。

　　“十五五”时期，应以提升农业绿色发展水平为重要目标，从农用地土壤保护、种养模式绿色转型、农业废弃物治理等角度，设立多领域、阶段性目标。

　　在农用地土壤保护方面，应实施更加严格的重金属污染防控与修复治理计划，进而实现到2027年，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取得明显成效，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隐患排查整改合格率达到90%以上，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4%以上，建设用地安全利用得到有效保障。到2030年，各项指标进一步提升。[17]此外，应同步加强耕地分类管理和生态风险防控：实施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和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推进土壤有机质提升行动，以维护土壤健康；推进盐碱地生态改良与适应性开发，防范潜在生态风险。

　　在种植与养殖方面，加强秸秆和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一方面，持续拓宽秸秆利用途径，完善专业化“收储运”网络体系，提升离田率。力争到2030年，秸秆综合利用率保持在88%以上[18]。另一方面，推进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全覆盖，将规模化养殖排污口逐步纳入生态环境监管范畴。实现到2030年，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85%以上[18]，切实减轻水体与土壤污染负担。

　　在农业废弃物治理方面，推进地膜残留污染全链条治理。各地应结合区域实际，构建差异化的废旧地膜处理机制，推动将废弃农膜纳入低价值可回收物分类与利用系统，提升回收覆盖率和资源化水平，进一步健全农田地膜残留监测制度[5]，实现常态化调查与管控。

　　“十五五”时期，应全面推进农村数字服务能力建设，打通数字技术赋能农业农村发展的全链条。要加快推进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在农村的落地与应用，逐步实现千兆光网、5G网络和移动物联网全面覆盖，着力提升偏远山区、牧区和边疆地区的网络服务质量，方便村民使用高清视频通话、农产品电商销售等网络服务，并为智能农机作业、农田物联网监测、畜禽养殖数字管控等高端数字装备提供稳定可靠的网络支撑。同时，提高农民数字素养，助力农民熟练掌握生产管理、产品销售和资源调度的数字化工具。在技术应用层面，逐步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农业生产加工、供应链管理、市场销售等环节的深度融合。打破数据壁垒，构建全国统一的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建立数据共享标准，实现跨部门、跨行业数据互联互通，最终形成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数字化新格局，让数字技术真正为推动美丽乡村建设助力[19]。

　　“十五五”期间，乡村治理能力应实现显著提升，治理效能要得到实质性增强，其目标可概括为以下4个方面。一是构建现代化治理体系。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二是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坚持以农业绿色发展和促进宜居宜业为核心，加大对美丽乡村建设的可持续投入，完善以生态补偿、绿色生产技术推广为导向的财政补贴与激励机制，引导农业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方向转型。在发展过程中，充分尊重村民意愿，拓宽基层治理参与渠道，并结合公益岗位建立健全乡村设施管护机制。三是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乡村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的可及性与质量，切实增强村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四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加强对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民族特色村寨的整体性保护，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有效保护前提下实现创新活化利用，培育文明乡风，并通过文化认同增强乡村凝聚力，从文化根脉层面筑牢乡村社会和谐稳定的精神基石。

　　“十五五”期间，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应以系统推进为路径，通过深化污染治理、完善生态补偿与监管制度，坚守绿水青山本底，筑牢美丽乡村绿色根基，最终实现生态环境品质的全面跃升。具体目标如下：生活污水治理应坚持梯次推进与因地制宜的原则，到2027年，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率达到60%以上[20]。其中，黑臭水体治理作为提升生态环境品质的攻坚重点，要统筹生活、农业和工业源污染治理，确保到2027年，农村黑臭水体基本消除[20]，并同步完善长效管护与公众监督机制。生活垃圾治理重在健全收运处置体系，保障长效常态运行。臭气治理聚焦重点区域，强化粪污管理及扰民问题整治，改善空气质量。水土流失治理以流域为单元，推行整县整乡统筹推进模式，建设生态清洁小流域，强化村庄周边生态防护。自然生态保护应严格落实生态红线制度，守护山体、河湖、湿地、草原及原生植被等生态资源，加强古树名木保护修复，构建以护村林、护路林、护岸林为主体的生态廊道体系，并持续完善河长制湖长制体系，建立健全乡村河湖长效管护机制[5]。

　　围绕美丽乡村建设的总体目标，需在实施路径上精准发力，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总要求，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构建起有效、立体的实现路径。这就要求在顶层设计、村企合作、金融赋能、科技与人才支撑、监管考核体系5个方面协同推进。在“十五五”这一关键时期，更需要以务实且创新的具体举措，推动宏观战略转化为地方实践，全面提升乡村的经济活力、环境质量和治理效能，为实现美丽乡村建设目标提供坚实支撑。

　　实现“十五五”时期美丽乡村建设目标，首先要完善政策体系，强化制度保障。一是健全美丽乡村建设法律法规体系。加快制定美丽乡村建设专项法律，明确目标原则、责任主体、资金保障、监督考核等内容，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法治保障。同步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等既有法律法规，增强其协同性和可操作性。二是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在财政投入、金融服务、土地利用和人才引育等方面出台更具针对性和持续性的支持政策。重点健全生态补偿机制，逐步扩大补偿范围、提高补偿标准，并推动跨区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落地。此外，应构建科学合理的美丽乡村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将评价结果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实现激励约束并重。三是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持续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大力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增强村庄内生发展动力。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拓展农村资产抵押担保范围，提升农业资源资本化水平。同时，创新乡村治理机制，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健全“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

　　村企共建是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效途径。[21]企业依托其市场资源与运营能力，可助力村庄拓宽农产品及服务销售渠道，增强产业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具体而言，企业凭借成熟的销售网络与品牌优势，能帮助村庄打破地域限制，例如，通过电商直播、商超入驻等方式，将特色农产品、手工艺品和乡村旅游服务推向更广阔的市场，显著提升产品知名度与市场占有率。在此基础上，村企可进一步共建从生产到销售的一体化产业链，企业提供技术、管理与市场支持，村庄投入土地、劳动力及特色资源，双方通过联合运营，打造地域特色品牌，有效提高产品附加值与市场竞争力。同时，企业可借助其资金、技术与管理经验构建新型经营体系，推动乡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吸引人才返乡创业，增强乡村经济韧性。此外，通过股份合作、保底收购、产销对接等方式，村企还可建立稳定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让农民共享产业增值收益，让企业获得稳定、优质的货源与社会声誉，最终实现村庄集体经济壮大、村民收入提升与企业发展的多方共赢。

　　数字普惠金融把金融服务覆盖到乡村治理“最后一公里”[22]，在关键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降低金融服务门槛，提供便捷信贷服务，有效激发乡村经济活力。在助力乡村振兴方面，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减少金融排斥、增强风险管控和促进产业融合，还可凭借其空间溢出效应促进本地区及周边地区协同发展。在改善生态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助力农业技术进步和城镇化发展，显著提升中西部地区乡村生态宜居水平。此外，数字普惠金融还能通过提升服务覆盖率和数字信贷水平，有效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为充分发挥其效能，应加强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网络覆盖质量；开发符合乡村需求的绿色金融产品；实施差异化区域支持政策，重点扶持中西部地区和粮食主产区；强化跨部门协同，以形成政策合力；推动数字技术与农业绿色生产深度融合；开展农民数字和金融知识、技能培训。通过系统推进上述措施，以数字普惠金融赋能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

　　科技创新与人才培育是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一方面，要聚焦生态农业、人居环境整治和乡村产业升级等重点领域，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积极推进农业传感器、智能装备和生物技术等研发与应用，切实提升农业科技水平。应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增强科技服务的实践能力和区域适配性，建设科技示范与推广基地，支持农业科技服务组织发展，加强对农民的实用技能培训。持续落实数字乡村发展政策，构建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建立重要农产品全产业链大数据系统。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推动数字技术在种植、养殖等环节深度融合，推广智能农机应用，建设智慧农场、牧场和渔场，积极提升农业生产智能化水平。另一方面，针对当前乡村人才短缺的问题，需大力加强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和引进。健全定向培养机制，鼓励高校和职业院校开设涉农专业，扩大农村定向招生规模，培养一批懂技术、会经营、留得住的本土专业技术人才。完善人才下乡激励机制，通过待遇保障、创业扶持等政策，引导农业科技人员、高校毕业生、返乡创业人员等各类人才向乡村一线流动。推动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与乡村建立结对合作机制，通过技术培训、项目合作、专家派驻等形式，为乡村提供持续的技术服务和人才支持。

　　“十五五”时期，完善美丽乡村建设考核体系要突破传统单一静态的工程验收模式，构建起契合系统观念、聚焦长效性与内生动力的综合性评估框架。这一转变旨在从根本上避免“重建设、轻管护”“重发展、轻生态”“重投入、轻效能”等问题，真正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在考核内容层面，应从偏重资金投入量、项目数量、设施覆盖率等硬件指标，转向以长效管护机制与实际治理效能为核心的软件指标。例如，不仅要考察道路、供水、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是否建成，还应关注是否建立起责任清晰、资金保障到位、人员队伍稳定的长效管护体系。同时，要突出对项目实际运行价值的评估，如产业项目是否真正带动村集体经济增长和村民本地就业，公共服务设施是否切实提升村民生活品质与满意度。

　　在考核主体层面，应打破以上级政府单向考核为主的局限，构建多元协同、多方参与的评议新格局。考核应将村民满意度作为核心衡量标准，通过结构化问卷、入户访谈、村民代表会议等形式，广泛收集村民对环境整治、公共服务、产业效益等方面的真实反馈，确保建设成果符合村民实际需求。同时，引入第三方机构开展独立评估，对建设成效进行系统性诊断与量化分析，以提升考核结果的公信力。在村企合作共建的项目中，考核不应仅限于企业资金投入规模，还应涵盖企业在为本地村民提供技术培训、拓展市场渠道、提升经营管理能力等方面的真实贡献，突出企业对美丽乡村建设内生动力激活的持续赋能作用。

　　综上所述，本文系统梳理了“十四五”时期我国美丽乡村建设在政策体系、人居环境、产业融合与治理能力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同时指出还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融合深度不足、数字技术赋能不足、治理体系尚未健全及生态环境压力尚未得到根本缓解的深层次挑战。面向“十五五”，本文从区域协调发展、产业融合、农业绿色发展、数字服务、乡村治理能力与生态环境品质等维度提出建设目标，并围绕顶层设计、村企合作、数字金融、科技与人才、监管考核多方面提出实现路径。未来，应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和可持续导向，通过制度创新、技术赋能与多元协同，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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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张蔚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于法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二级研究员、生态经济研究室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