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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博泉不仅是上海金融业的风云人物，更热心社会公益事业；与刘湛恩创办城中区商学院，为沪江开拓新天地；在“沪江书院”时期，又挺身而出守护和延续“沪江火种”，带领沪江师生不断抗争，迎来抗战胜利。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跨越三个世纪的上海金融泰斗——朱博泉的故事。

　　朱博泉作为上海金融界的风云人物，除了在银行、证券、保险业纵横捭阖，还出任上海扶轮社社长和上海银钱业业余联谊会理事等职，以回馈同业和服务社会。

　　扶轮社是工商业界和专门职业界精英人士的联谊组织，以“精英社团”和“服务社会”为宗旨，总社位于芝加哥。1919年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扶轮社，社员均为侨居中国的外籍人士。1921年外交家王正廷、银行家陈光甫入社，成为最早的中国籍社员。1927年朱博泉加入上海扶轮社，并任司库。1934年被推选为上海扶轮社社长，成为扶轮社历史上最年轻的社长。朱博泉全力推动扶轮社开展公益活动，举行慈善演讲，救助贫困儿童，救济难民，为医院和救济组织捐款，为盲童学校修缮房屋等，这些举措为上海扶轮社赢得了国际声誉。

　　上海银钱业业余联谊会（简称“银联”，此处不念）是上海银钱业职工的群众性团体，也是上海党组织开展金融系统职工运动的重要平台。1936年2月，上海职业界救国会正式成立，其中第四大队成员主要是银钱业的职员，张承宗任大队长。遵照上级党组织指示，6月张承宗、邵君美等着手筹建银钱业职工团体，以更好适应革命形势需求。10月上海银钱业同人联谊会（社会局将名称改为“上海银钱业业余联谊会”）成立，邵君美、张承宗等为理事，徐寄庼、钱新之等为名誉理事。1938年朱博泉被推选为第四届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1939年、1941年又分别被选举为第五届和第六届理事。

　　朱博泉在纪念银联成立二周年暨第四届会员大会《特刊》上，专门撰写《上海市银钱业业余联谊会两周年纪念感言》一文，号召大家维护和扶持银联，共同促进金融业进步和创新。

　　1939年4—6月，银联举行第六次征求运动，朱博泉和徐寄庼、秦润卿等在国际饭店召开各银行上层人士茶话会。朱博泉以总队长的身份主持会议，呼吁各银行积极支持，得到广泛响应，扩大了银联的影响。1940年10月银联推出“福利奖券”，用以联络会众并弥补日常会务开支，朱博泉被推举为福利奖券委员会主席。1941年2月银联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在票据交换所召开，200余人出席，朱博泉为会议的召开提供了各种便利。

　　怀着对沪江大学的深厚感情，朱博泉1921年归国后不久就积极参加沪江同学会活动。他不遗余力推动母校发展，不仅为城中区商学院的创建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还在“孤岛”时期毅然肩负起保存“沪江火种”的重任，为战后沪江复校奠定了坚实基础。

　　1918年朱博泉演说《论职业教育之重要》，认为“凡为人者皆当求自立，有技能有职业则可以自立矣”，呼吁重视发展职业教育，因为“职业教育诚为今日中国救贫之对症良药也。”从这篇演说中，可窥见十余年后他与刘湛恩一起创办城中区商学院的思想源头。

　　刘湛恩出任沪江大学校长后，鉴于上海商业人才缺乏，极力推动沪江大学教育“职业化”和“平民化”，力谋发展商学院。

　　朱博泉赞成此举，参加商学院筹备工作，负责向银行、实业界多方筹集基金，购下圆明园路真光大楼二楼全部产权。在他和刘湛恩的努力下，沪上各界知名人士尤其金融界的李馥荪、徐寄庼、张公权、胡孟嘉、刘鸿生等人，以及银行公会银行业联合会、钱业公会暨各公司行号纷纷慷慨捐助。

　　1932年初城中区商学院（简称“城商”，此处不念）开学，朱博泉被推举为院长。他坚持“商学联手，共建共享”方针，聘请孔祥熙、王云五、李馥荪、陈光甫、王晓籁等25名工商界人士和专家组成顾问委员会，由国际贸易协会、工商管理协会、中国经济学社等团体提供师资、图书资料和实习场地，并邀请一批知名经济学家、会计师、银行家任教，阵容之盛为各商学院之冠。

　　城商社会化办学开辟了一个新天地，沪江大学一跃成为教会大学中商业教育规模最大的学校，树立了商科教育品牌与特色，社会影响力与日俱增。毕业生受到上海商界的欢迎，1936年郑世察在报告中说：“我从银行和公司首脑那里获得的印象是，我们毕业生工作比其他上海的大学毕业生出色得多。总的说来，上海的企业如果要人，总是先挑沪江的毕业生。”城商成为上海高等教育之典范，在全国范围亦首屈一指。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沪江大学接连遭受打击，被迫离开杨树浦校园，刘湛恩校长以身殉国。局势动荡不安，沪江大学面临严峻考验。李、鲍哲庆、朱博泉等五人组成校长人选委员会，稳定局势。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1月15日沪江校董会作出了无限期停办学校的决议，以彰显不与敌伪合作立场。沪江师生再次面临向何处去的抉择。21日沪江同学会召开常务委员会，朱博泉、虞秉镛等委员出席，校董事长、董事和主要负责人列席。会议决定成立“沪江书院”以延续沪江文脉，朱博泉、鲍哲庆等9人被推举为院务委员会委员。

　　23日，朱博泉被推举为院务委员会主席兼院长，他代表书院和校董会签订了校产租赁协议，沪江大学由此开始了“沪江书院”时期。

　　为守护和延续“沪江火种”，朱博泉可谓殚精竭虑。1942年7月12日，他又被推举为董事长，担负起沪江书院院长和董事长的双重责任。在其努力斡旋下，书院仍保留原有的教师子女助学金和教师集体保险，教职员薪水和津贴开支占到总支出的80%以上，行政费等费用降到最低限度。除了设立助学金，朱博泉还把院长办公费也捐了出来，捐款设立了“积丰堂助学金”和“博泉助学金”，资助贫寒学子。直到1944年，书院大学部仍保留了15个清寒学生助学金名额，在物价飞涨、经济凋敝的“孤岛”时期尤显可贵。

　　尽管在敌伪环境下换了招牌，书院仍竭力维持沪江大学的格局。书院院务长郑章成宣称：“为了保证教学的高质量，对旧教育政策毫无更改的打算，所以在教育方案上，无论是系科还是学分，都完全遵照老的规矩。”1942年春到1944年春，书院学生最少时666人，最多时达848人，基本维持在沪江大学时期的水平。随着“孤岛”环境日益恶化，朱博泉身兼数职，虽有郑章成协助处理书院事务，但仍感力不从心，1944年春遂决定辞去院长之职，直到7月董事会才允准他的辞呈。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沪江书院也完成了“保存火种”的使命。8月24日，书院董事会召开最后一次会议，作为董事长的朱博泉提出“适值我们战胜，和平重光之日，一切情势恢复正常，本院使命已告终了”，董事会一致通过了这项决议。就在1944年毕业生欢送茶会上，他寄语学生：“我们须知社会无论黑暗到什么程度，未尝无光明的一面，我们如能以‘敬’自肃，培植朝气，那光明的一面，自然而然会逐渐推广，照耀及于社会的全部。”正是在朱博泉和沪江师生的坚守与抗争下，沪江弦歌不辍，最终迎来胜利。

　　抗战胜利后，政府接收大员对滞留上海的金融界人士大搞身份甄别，朱博泉顷刻间家徒四壁。上海解放后，他被信和纱厂聘为总经理，主持了中国棉纺业第一家企业公私合营。1981年朱博泉获彻底，担任上海市工商联高级顾问、沪大同学会会长及顾问等职。百岁寿诞时，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赠送“世纪老人”纪念铜匾。

　　1919年大学四年级的朱博泉发表《沪江大学之校训》，文末指出：“吾校训之取义大矣。诚能躬行实践，岂惟足以。发扬校风亦立身治事之本也。”七十年后他再撰文《沪江大学校训颂》，回忆母校岁月，感怀校训精神。沪江校训“信义勤爱”深植其心，被他奉为立身处世的准绳而终身笃守。2001年3月19日，朱博泉安然离世，走完了他横跨三个世纪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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